通州因“漕运通济”而得名。发展兴盛至今。历史上。通州处在“水陆要冲”的交通节点上。加之其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。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也进而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“东大门”。有“通州安。则京师安”的战略地位。本文节选自《通州大变局：1860-1949》。较原文有删节修改。小标题为编者所起。非原文所有。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。
关于通州的重要地位之论述。无数政治人物。文人学者都不乏赞誉之词。有“漕运襟喉之地”之论（阮鹗《严防卫以慎储蓄》）。有“正当东西南北之冲。水路要会”“通州安。而京师亦安矣”之论（杨行中《（嘉靖）通州志略》）。有“实水陆之要会。为畿辅之襟喉。舟车之所辐辏。冠盖之所往来”之论（周之翰《通粮厅志》）。有“左辅雄藩。神仓重地”之论（《（乾隆）通州志》）。有“九重肘腋之上流。六国咽喉之雄镇”之论（《（光绪）顺天府志》）。
尽管这些论述受到广泛认同。然而都拘于王朝版图之内看通州的地位。重在强调通州跟京师的关系。实际上。元明清时期。通州与世界紧密相连。至少在亚洲地区。通州已是一个国际重镇。是名副其实的“万国朝宗之地”（《雍正御制通州石道碑文》）。正如通州籍作家王梓夫在《通州赋》中所言：“通州。通天下之州也。”
王梓夫所言没有丝毫夸张。是对历史上的通州。尤其是元。明。清时期通州重要地位的总结。历史上的通州处在“水陆要冲”的交通节点上：从水路看。从京杭大运河南端出发。因浙东运河延伸至港口城市宁波。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。从而通向南亚各国。从陆路看。从京杭大运河北端向北。历史上曾有一条通往张家口的商道。继续延伸。与丝绸之路相连接。经中亚。西亚。直接欧洲；从通州向东。沿着古代燕山南路大道。出了山海关。一直到朝鲜半岛。从而与东北亚紧密相连。更深层次原因是。由于通州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。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通州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“东大门”。有“通州安。则京师安”的战略地位。
《通州大变局：1860-1949》。杨家毅 著。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。
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。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
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。是朝鲜使臣和南来诸国使臣朝贡的必经之地。明正德时期吏部尚书。大学者李东阳曾多次写诗描述在通州见到外国使节的情景。留下了“中华使者尘随节。南海倭儿布裹头”“使节南行又北旋”等诗句。可见。当时的通州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。经常可以看见来自朝鲜。琉球。安南。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使团和商队。
辽金两代。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。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。金代。通州是上京到中都的重要一站：“自上京至燕。二千七百五十里。上京即西楼也……四十里至三河县。三十里至潞县。三十里至交亭。三十里至燕。”辽代末年。金军沿着这条大道直抵南京城下。金代定都中都后。这条通道也是通往后方的要道。这条通道上的榆关。平州。滦州等。都是天然的险要地带。尤其是位于中都城东的通州。在历史上是京城东部重要的门户。
从元代开始。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。通州“水陆要冲”的地位进一步巩固。由于元代统治者来自北方。他们十分重视大都城与当时的北京（大宁城。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）及其东部和北部的联系。通州是元大都到大宁城。乃至东北地区的重要一站。据《析津志》记载。从大都经通州到冀州后通往东北地区四条具体路线：“一路正东至遵化。转东北至北京（大宁）。一路东南至玉田。东北行至永平。正北至北京（大宁）。一路（东北行八十里）遵化。（九十里东北）滦阳。（六十里）富民。（百二十里）宽河。（一百里）神山。（一百里）富峪。北京（大宁）。玉田。（正东八十里）丰润。七个岭。（八十里）永平。（正北五十里）建昌。（四十里）上滦。（八十里）大姑。（九十）新店。（七十）木思。（六十里）甜水。（六十里）家店。（七十里）城子。（八十里）大部落。北京（大宁）（北分二路：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。一路正东行至驿安）。”这更清楚地表明了通州在元大都与东北地区联系中的重要位置。
通州至山海关道路图（清代绘制）
图片来源：国家图书馆
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。构建以北京为中心。依托长城。以辽东都司辽中卫（今辽阳）。大宁都司大宁卫（今宁城西）。北方重镇开原（今属铁岭）三个驿站节点。辐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交通和驿站系统。依托京杭大运河及沿线各城市。构筑辐射南方各省。并与福州。泉州等海港建立起通畅的联系。从东北地区。朝鲜半岛通向北京的陆路和南方相关各省。海上航路通向北京的水路都要在通州交会。
从陆路看。从北京到大宁城。从北京到辽阳。再到开原。并以此为中心连接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。都要经过潞河驿。从北京至大宁沿用元大都—遵化—大宁站道。具体驿路为：顺天府四十里潞河驿。潞河驿五十里夏店驿。夏店驿五十里公乐驿。公乐驿五十里渔阳驿。渔阳驿六十里石门镇驿。遵化驿七十里滦阳驿。滦阳驿五十里富民驿。富民驿六十里宽河驿。宽河驿六十里柏山驿。柏山驿六十里会州卫。会州卫六十里季庄驿。季庄驿六十里富峪卫。富峪卫七十里大宁都司。
从北京到辽阳的具体路线为：会同馆四十里至通州潞河驿。七十里至三河县。七十里至蓟州渔阳驿。六十里至阳樊驿。二十里至玉田县。四十里至永济驿。四十里至丰涧县。三十里至义丰驿。七十里至七家岭驿。六十里永平滦河驿。六十里至芦峰口驿。六十里至抚宁榆关驿。六十里至山海关。六十里至高陵驿。六十里至沙河驿。六十里至曹家庄驿。六十里至连山岛驿。六十里至杏山儿驿。六十里至小凌河驿。八十里至十三山驿。七十里至板桥驿。七十里至沙岭驿。八十里至牛家庄驿。九十里至海州卫。九十里至安山驿。六十里至辽阳城。
辽阳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以其为中心。有四条驿路干道：东路到鸭绿江西岸。南路到旅顺口。西路到山海关。北路到开原。明代开原是东北政治中心。经济中心。军事重镇和交通咽喉。以开原为中心。形成多条辐射驿路干线。延伸东北全境。并与朝鲜半岛连接起来。其中。“开原东陆路”是明初建州左卫的朝贡道；“纳丹府东北陆路”是明初建州卫。毛岭卫的朝贡道；“开原西陆路”是明代从开原通往蒙古坝上草原的交通线；“海西西陆路”是明初兀良河等卫的贡道。
从水路看。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。随着金灭辽及北宋。占据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域。得以利用潞水东南部的入海口和通向潞河的各漕河。将粮草物资经潞河运往通州。所以通州成为金中都东部的漕运重地。金海陵王南侵。在通州建造战船。经由潞水出海到前线。到了元代。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取直贯通。通州在漕运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了。
明代通州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位置
图片来源：［明］杨正泰：《明代驿站考》
鉴于通州在北京对外交通中的独特地位。明清时期。朝廷在通州设立的潞河水马驿。不同于一般的驿站。该驿不仅承担陆驿的功能。还是运河水路系统的重要节点。明代从顺天府（今北京）到应天府（今南京）设置水驿40余所。具体路线为顺天府—通州潞河驿—和合驿—河西驿—杨村驿—杨青驿—奉新驿—青县流河驿—兴济县乾宁驿—砖河驿—新桥驿—连窝驿—良店驿—德州安德水驿—梁家庄驿—甲马营驿—渡口驿—临清州清源驿—清阳驿—东昌府崇武驿—荆门驿—安山驿—开河驿—济宁州南城驿—鲁桥驿—沙河驿—沛县泗亭驿—夹沟驿—徐州彭城驿—房村驿—新安驿—邳州下邳驿—直河驿—宿迁县钟吾驿—古城驿—桃源县桃源驿—清河县清口驿—淮安府淮阴驿—宝应县安平驿—界首驿—高邮州盂城驿—邵伯驿—扬州府广陵驿—仪真县仪真水驿—龙潭驿—南京应天府龙江驿。
陆路和水陆不断地向外延伸。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
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。都不断地向外延伸。从而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。主要有三个方向。
一是由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。经浙东运河与宁波相连。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。
浙东运河西起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。东至浙江东部重要港口城市宁波。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。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港口城市。商贸繁荣。文化兴盛。宁波古称“鄞”“明州”。又因境内四明山而闻名。所以又有“四明”之称。浙东运河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晚期越国开凿的“山阴古水道”。秦统一中国后。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水道做了整治。初步奠定了浙东运河的基本走向。隋炀帝在疏通大运河时。对它也做了整治。使它与大运河的沟通更加顺畅。唐中叶。曾多次对浙东运河进行疏通整治。南宋时。朝廷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。通航状况大为改善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。从宁波到通州的水路十分畅通。航道已十分成熟。从而将都城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
明永乐年间。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赴北京任职。张氏坐船从宁波出发。出发的地点是宁波城西望京门。从浙东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地点在萧山城西十多里的西兴。沿京杭大运河。途经杭州。苏州。扬州。徐州。德州。进入顺天府通州地界。依次是漷县。张家湾和通州城。他将全程所经36地。72座大型水闸。总计约3700里的行程编成《北京水路歌》。这首歌曾经在大运河上广泛传唱。但是由于时代久远。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幸而歌本收录在明代学者余永麟编著的《北窗琐语》一书中。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。
明清时期。从宁波到通州的运河水道不仅是成熟的官道（漕运）。商道。也是外国使臣。商队到京城的必经之道。明初。朝廷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同时。又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设立了宁波。泉州。广州三个市舶司。作为中外贸易的官方通道。南方诸如日本。琉球。占城。安南。苏门答腊。爪哇。暹罗等国家和地区的人。进入中国后。可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。以日本为例。日本商人。使团一般都是在浙江宁波一带登陆。并在朝廷设置的专门接待朝贡使节的“安远驿”完成正式手续。《（嘉靖）宁波府志》记载：“凡遇到倭夷入贡。处正副使于中。处夷众于四旁舍。”
在日本使团中。以策彦周良最为引人注目。成为今天研究明代中日关系的典型对象。这与策彦周良本身的学识和经历有直接关系。策彦周良（1501—1579）。号谦斋禅师。是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。曾两度率领使团到北京。明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）三月。策彦周良奉命作为“勘合贸易”副使。第一次入明。朝贡使团从宁波登岸。沿运河次年经通州到北京。
回到日本后。著有《初渡集》。此次出使。他虽为副使。但由于表现出色。回国后。名声大振。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二月。策彦周良以正使身份率团第二次入明。到北京就朝贡贸易进行谈判。完成任务回国后。又著《再渡集》。《初渡集》《再渡集》合称为《入明记》。其内容十分翔实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根据记载。策彦周良北上线路为：昌国驿（宁波府）—石浦所（宁波府）—定海口（宁波府）—宁波府府城—安远驿（宁波府）—车厩驿（宁波府）—姚江驿（绍兴府余姚县）—曹娥驿（绍兴府上虞县）—东关驿（绍兴府会稽县）—蓬莱驿（绍兴府）—钱清驿（绍兴府山阴县）—萧山驿（绍兴府萧山县）—西兴水驿（绍兴府）—吴山驿（杭州府）—苕溪驿（湖州府）—平望驿（苏州府吴江县）—松陵驿（苏州府吴江县）—姑苏驿（苏州府）—锡山驿（常州府无锡县）—毗陵驿（常州府武进县）—吕城驿（镇江府丹阳县）—云阳驿（镇江府丹阳县）—京口驿（镇江府）—广陵驿（扬州府）—邵伯驿（扬州府江都县）—盂城驿（扬州府高邮州）—界首驿（扬州府高邮州）—安平驿（扬州府高邮州宝应县）—淮阴驿（淮安府）—清口水驿（淮安府清河县）—桃源水驿（淮安府桃源县）—古城驿（淮安府桃源县）—钟吾驿（淮安府宿迁县）—直河驿（淮安府邳州）—下邳驿（淮安府邳州）—新安驿（淮安府邳州）—房村驿（徐州府）—彭城驿（徐州府）—夹沟驿（徐州府）—泗亭驿（徐州府沛县）—沙河驿（兖州府济宁州）—鲁桥驿（兖州府济宁州）—南城水驿（兖州府济宁州）—开河水驿（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）—安山水驿（兖州府东平州）—荆门水驿（兖州府东平州阳谷县）—崇武水驿（东昌府聊城县）—清阳驿（东昌府清平县）—清源水马驿（东昌府临清州）—渡口驿（东昌府临清州）—甲马驿（东昌府高唐州武城县）—梁家驿（济南府德州）—安德驿（济南府德州）—良店驿（济南府德州）—连窝驿（河间府景州吴桥县）—新桥驿（河间府交河县）—砖河驿（河间府沧州）—流河驿（河间府青县）—奉新驿（河间府静海县）—杨青驿（顺天府通州武清县）—杨村驿（顺天府通州武清县）—河水西驿（顺天府通州武清县）—和合驿（顺天府通州）—潞河驿（顺天府通州）。第一次。策彦周良一行达到通州张家湾的时间是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三月初朔旦（初一）。第二天从张家湾由陆路前往北京城。对当时的情形。书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二日巳刻。发张家湾。车马如云。车以载货。一车各马九匹挽之；马以驮人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。中外学术界逐渐认识到。始于1500年前后的“全球化”。其经济中心在中国。而不是欧洲。很显然。京杭大运河在联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。甚至可以说。正是由于京杭大运河将王朝的都城与海。陆丝绸之路连接起来。才进一步促进了中外贸易。才使“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”。因为“外国人。包括欧洲人。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。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。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‘纳贡’”。“中国凭借着在丝绸。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。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”。
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末
二是通州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的历史考察。
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。是南北客商。货物转运的中转站。从元代开始。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。通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“东大门”。由于完善的交通体系。早在元代。京杭大运河北端枢纽城市通州。就已经与丝绸之路实现了连接。
明清时期。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商帮。将南方的茶叶。布匹通过京杭大运河。以通州和张家湾为中转站。运往张家口。再沿张库大道。延伸至蒙古。俄罗斯等地。由于这条商道以山西商人为主。所以沿线分布了不少晋商会馆。有学者通过研究晋商会馆。勾勒出这样一条几乎被遗忘的古商道。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孟伟等人。通过考察在苏州。通州。京城的山西会馆。尤其是会馆留下的碑刻资料。得出了“南布”（“松江布”“南京布”）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。京城。然后再运抵张家口和归化（今呼和浩特）。行销草原。再交换至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贸易。从而完成了“南布北运”。
通州城外的驼队。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。刘福龙收藏。
除了布匹。另一种大宗贸易商品为茶叶。明清时期。由于南方的茶叶云集通州。在通州。张家湾形成了专业的茶叶市场。山西茶商开办的茶庄有“大盛川”“大德恒”“玉川”。是通州茶行中最大的3座。连同北关的“振兴”“公祥”等一共8家。各茶庄都设茶栈。每年共批发去往华北。西北。东北乃至俄罗斯的茶叶达10万箱。
通州张家湾地区的山西会馆碑刻资料。与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账册。书信。规程等资料相印证。能够确定当时这条商路不仅贸易量十分巨大。而且形成了商帮遵守的贸易规则。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《通州湾立规碑记》明确记载茶叶到达通州的规则。
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《茶叶规程》记载茶叶抵达。离开张家湾的规则。规定“凡货船到（张家）湾。必许（须）系客船。方许轮帮。若止（只）有肆。伍家货搭别船来者。则卸栈。不得报信发车。务以本船到日。再为轮帮”。发货采用车或者骆驼运输的形式。很显然是通过陆运。所以规定“凡发脚。勿论车驼。俱归柜上搭派分发。如本客自雇。或各口庙雇来之车驼。亦要归公”。通州张家湾在这条商道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即水运和陆运中转站。据收藏于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《口到库伦商货册单》记载。由于从南方通州湾来的茶叶货物迟到。所以影响了张家口到库伦的茶叶贸易。出现了尚有若干茶箱未到的情况。孟伟甚至认为。到清代。张家湾几乎是“万里茶路”上唯一的茶叶专用码头。
从通州到张家口的货物运输需要大量骆驼。因此在张家湾和通州形成了大型的骆驼店。每个店都有百头到数百头骆驼。在通州北关一带有18家骆驼店。位于牛作坊。马厂。皇木厂。前窑。后窑等处。有天庆。乾元。德聚。太和。三和。德丰。通顺等号。
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末。1900年。随八国联军侵华的法国军官毕耶尔·洛谛到达通州后。还见到大批张家口外的骆驼。他在书中这样记载：“我们慢慢地靠了岸。在戴着橹楼的蜿蜒高墙的黑影下。逼着河岸。一列长长的帆船都系着缆。岸上拥挤的情景。约略是天津大沽的模样。只是多了成百的蹲在沙上的口外骆驼。”可见。即使到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。通州与口外的商业贸易仍然没有断绝。从目前的资料看。直到20世纪30年代。仍可见来往于通州与张家口之间的驼队。
从通州到朝鲜半岛。形成了成熟的贡道
三是从通州出山海关。到朝鲜半岛。形成了成熟的贡道。
明代十分重视对辽阳和开原等地的经营和管理。尤其是对连通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的驿路十分重视。明人蒋一葵在《长安客话》中记载：“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。以都指挥使马云。叶旺率兵渡海。自金洲而抵辽阳。设定辽都卫。既而分设定辽左等五卫。并东宁卫。金复盖海四卫于沿边。已而改设都指挥使司而统属之。招降纳附。开拓疆宇。复于辽北分设沈阳。铁岭。三万。辽海四卫于开原等处。西抵山海。分设广宁及左右中卫。义州。宁远。广宁左右中前后五屯卫于沿边。星分棋布。塞冲据险。且守且耕。东逾鸭绿而控朝鲜。西接山海而拱京畿。南跨溟。渤而连青冀。北越辽河而亘沙漠。又东北至奴儿干涉海。有吉列迷诸种部落。东邻建州。海西。野人。女直并兀良哈三卫。”京师通往东北地区。朝鲜半岛驿路的贯通。为朝鲜使臣朝贡提供了陆路交通的便利条件。
朝鲜位于东北亚。是中国近邻。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。中国的明清时期。正值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朝鲜王朝（1392—1910年）时期。朝鲜王朝主要通过定期朝贡来维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。明初定都南京。朝鲜主要通过海路直接前往。明成祖迁都北京后。朝鲜使臣由陆路入京遂成定制。朝鲜使臣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。一般将明代的记闻称为《朝天录》。清代的记闻称为《燕行录》。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将其编纂形成《燕行录全集》。为研究清代中朝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这一时期朝鲜使臣入京路线为：从九连城一路北上至辽阳。然后由此西行经过鞍山。牛家庄。沙岭。广宁。小凌河。沙河等驿入山海关。在经过抚宁。石门。渔阳。三河。通州等驿入京。明末清初。由于东北女真与明的战争。路线有所变化。清军入关后。朝鲜使臣行进路线基本沿袭了明代陆上朝贡路线。但是以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为界。略有变化。此前。他们使清路线是经过海州。盘山。山海关到达北京；此后。路线改为辽阳。盛京。广宁至山海关。再到北京。
通州是朝鲜使臣入京的最后一站。也是回程的第一站。因此对他们来说。通州具有独特的意义。使臣们到了通州。要办理入京前最后一道公文手续。如朝鲜使臣李廷龟在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出使北京。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四月十二日到达通州。“往衙门讨得礼部印。颁通报一纸”。从这条记载看。礼部在通州设有办事机构。负责审核把关。待验证合格后。盖印表示可以进京。并颁发通报。然后由使臣将通报呈给礼部。从通州启程进京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京。有一部分要留在通州负责安排相关工作。嘉靖十六年（1537年）。书状官丁焕随团出使北京。根据其在《朝天录》中的记载。他们来到通州“投宿廛肆中人家”。第二天。“圣节使通事金司监官郑蕃等来谒”。又过了一天。“早遣洪谦。李宝先往朝阳门呈报单于宫官之司察者”。由此可见。在通州。朝鲜方面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。
从朝鲜使臣的记载看。在通州活动期间。使臣们或住潞河驿。或住旅馆。或投宿民家。并无定制。但潞河驿是他们公务活动的重要场所。也是与其他国家使臣交往的场所。如成化十七年（1481年）。成伣一行在通州潞河驿遇见安南使臣。他们不仅互有交往。还写诗互赠。成伣写诗《通州驿馆次安南使韵》：
车书盛治喜遭逢。玉帛东南此会同。
宾馆笑谈何款款。驿亭车马忽匆匆。
他年魂梦青天外。此地情怀白日中。
莫向南楼作离别。潞河初涨夕晖红。
安南使臣写诗回赠。其诗为《次安南使阮伟挺夫韵》：
玉节天南使。金台路上逢。
语因风土异。心共性天同。
喜接城南杜。还惭吴下蒙。
琼瑶携满袖。十袭以归东。
由此可见。在当时。通州已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。
漕运盛况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——“万舟骈集”的景象
元代海运。河运并行。将南方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往京师。无论采用哪种方式。都要在通州转运。为了转运需要。朝廷在通州设有十三仓。关于元代通州十三仓的规模和储存量。在《大元仓库记》中有记载：“乃积仓七十间。可储粮一十七万二千五百石；及秭仓七十间。可储粮一十七万五千石；富衍仓六十间。可储粮十五万石；庆丰仓七十间。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；延丰仓六十间。可储粮十五万石；足食仓七十间。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；广储仓八十间。可储粮二十万石；乐岁仓七十间。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；盈止仓八十间。可储粮二十万石；富有仓一百间。可储粮二十五万石；南狄仓三间；德仁府仓二十间；林舍仓三间。”共计756间。可以储存粮食182.25万石。
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往北京之后。江南漕粮输往北方。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。永乐前期。因战乱等缘故。京杭大运河运输不畅。所以南粮北运多用海运。如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。“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。赴北京。辽东以备军储”。从永乐元年到十一年（1413年）。朝廷海运粮食的记录频频出现在《明太祖实录》中。永乐中期以后。京杭大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途径。
郭守敬所凿通惠河“洪武中渐废”。成化中。漕运总兵官杨茂言：“每岁自张家湾舍舟。车转至都下。雇值不赀。旧通惠河石闸尚存。深二尺许。修闸潴水。用小舟剥运便。”可见。明初从张家湾到京城既有陆路也有水路。只不过因水浅。只能用小船。运力十分有限。只能主要依靠陆路运输。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。巡仓御史吴仲排除各种阻力。利用金代闸河故道。重新疏浚了通惠河。将通惠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。即现在通惠河入北运河的位置。此举直接促进了通州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。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。朝廷对通惠河进行了一次大修。万历后。多次将修浚通惠河提上日程。但是议而不决。没有落实到行动。
清代漕运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。到清中期。随着海运技术的提高。加上运河治理不及时。朝廷逐渐尝试海运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。南方运河被农民起义军占领。从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开始。江苏。浙江都用海船走海路。运至天津大沽口。然后由顺天府通永道（驻通州城内）接驳海运。官方提供驳船。招募顺天府相关州县的百姓为船夫。将粮食运输到通州。史书记载：“每拨米五十万石。分作十起转运。拨船一百六十只为一起。”
那么。明清两代这条运河要运多少粮食呢？
据《明实录》记载。永乐八年（1410年）。运达北京的税粮为201万石。此后。永乐一朝基本维持在200万石至257万石。而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高达646万石。宣德年间运送至北京的税粮数额波动较大。最低的是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。为239万石；最高是宣德七年（1432年）。为674万石。
航行在北运河上的运粮船。
清代嘉庆前。每年平均在400万石左右。道光开始。逐渐减少至300万石。乃至200万石。自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河海分漕以来。运到通州的漕粮数额：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至三十年（1850年）。每年约280余万石；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。二年（1852年）。各220余万石；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至十一年（1861年）。约110余万石。同治以后。运量逐渐减少。
漕船在大运河上行驶。一总帮船队有多长？这要看一总帮漕船的数量。漕船的长度。以及航行的队列编排情况了。以江安帮（江苏和安徽两省长江以北区域的漕帮）为例。根据咸丰《户部则例》资料。在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。江安粮道共有漕船2561只。按当时规制。每只漕船71尺（约22米）。若是单列排队前行。不计算前后船的空隙。连接起来达56.3千米。即便是双船并行。船队也长达28千米。一个总漕帮的船队在大运河上。浩浩荡荡几十千米。朝鲜学者朴趾源描述这种景象为“（潞河）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”。看来没有丝毫夸张。在清代。朝鲜使者往往将通州“舟楫之盛”。与“皇都之神丽”“辽野之旷阔”。并称为三大壮观景象。
每年三月初一。第一批漕船山东德正帮漕船到达通州。这天对通州漕运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。标志着一年的漕运就此开始。户部仓场侍郎。仓场总督。巡仓御史。坐粮厅厅丞等官员亲自主持祭坝神仪式。仓监督。坐粮厅各股吏役和经纪。车户。船户。斛头等和抵通第一批漕船的领运。官兵等。还有通州的各级官员齐聚祭祀拜神现场。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。并形成了通州一个独特的节日。即“开漕节”。各省漕粮运抵通州。在通州城东门外的运河上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——“万舟骈集”的景象。
原文作者/杨家毅
摘编/安也
编辑/袁春希
校对/王心
